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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防回京的前一天，侍御史来之邵上书皇帝赵煦：吕大防飞扬跋扈，结党营私，目无君上，应该驱逐出朝堂以破大臣朋党，并罗列了自吕大防担任宰相以来种种不法事，以及党羽数十人。
控诉完了吕大防，来之邵又推荐了神宗皇帝提拔的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人，以备进用，朝中很多改换门庭的、与吕大防有私怨的纷纷上书弹劾，不到一天时间，赵煦就收到了二十多份弹劾吕大防的奏章，而且还有不少人正在家里查资料、找证据，向亲朋好友打听，收罗吕大防的罪状，从小时候偷看丫鬟洗澡，到大了在守孝期间和妻子同房睡都不放过，定要从根源上证明吕大防的劣根性是与生俱来的，估计不到一天，弹劾他的奏章还能再翻一番。一时间，仿佛吕大防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偶尔有几个正直的大臣替他说几句话，也被淹没在漫天的污言秽语中。
吕大防性格刚烈，知道了自己的这些“罪证”后，气得差点吐血，回京的当天便上书请辞，要求回家去养老，按理说，这个时候赵煦应该挽留一下，没想到收到吕大防的“辞职报告”后，赵煦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大笔一挥：准了！
不仅吕大防蒙了，连朝中其他大臣也傻眼了：中华自古以来就讲究个礼尚往来，像宰相辞职这么重要的事情，双方至少也要来回三次，充分体现一下本人不恋权位的决心以及皇帝陛下对朝廷重臣的依依不舍之情，没想到这才第一次上书，赵煦就很痛快的批准了。这……不合规矩啊！
不过不管合不合规矩，群臣批斗，本人请辞，皇帝准了，吕大防的宰相是当到头了，不管本人多么的不愿意，大家多么的惊愕，吕大防还是乖乖的收拾东西，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知颍昌府，准备上任去了。
好在，赵煦还算没有做绝，官职罢免了，吕大防的身份还在，而且颍昌府是一个富饶繁华的大府，距离东京开封又近，吕大防到这么好的地方去做封疆大吏，也稍稍能弥补一下他心里的失落了。
但是就在吕大防收拾好东西，离京的当天，也就是辞职的第三天，赵煦一道诏书，又把他从颍昌府知府变成了知永兴军！
短短三天时间，吕大防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国宰相变成封疆大吏，又从封疆大吏变成偏远地区的“军长”，领地是变大了，但是无论是治下的人口数量还是身份地位，都降低了不少，这让吕大防那颗饱受摧残的苍老的心，更受打击。
在一片哀鸣与欢呼声中，吕大防的马车驶离东京城，向偏远的永兴军行去，离开了他叱咤六年的帝都，永远地离开了大宋的权力中枢。
吕大防的被贬，预示着旧党这个“庞然大物”最粗壮的一根支柱倒塌，再加上早先范纯仁的主动辞职，旧党已经失去了他的领袖，成为了各自为战的一盘散沙，覆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一天，很快就将到来。
吕大防离京的第二天，一道诏书带着皇帝赵煦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开封城的东水门，前往遥远的苏州，诏书上只说了一件事情——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入朝为相。
在这之前，早就被贬为定州知州的苏轼因为当初吕惠卿罢相的时候在制词中有话讥讪先帝，贬官落职，发配英州。新党要人蔡卞入朝担任中书舍人、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后面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新党，要么因为支持新法反对旧法升官，朝堂内外，已经遍布新党成员或者改换门庭支持新法的人员，旧党只有苏辙等几个硕果仅存的老臣还在苦苦支撑。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剑南转运使蔡京，蔡京在神宗朝以变法的急先锋成名，是新法重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但是在新党倒台，旧党当政后，他率先扛起了“打倒新法”的大旗，在五天之内废除了治下所有的新法，恢复了旧法，其脸皮之厚，执行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所以对蔡京这样的人才自然是予以重任，如今眼看着旧党马上就要倒台，蔡京又率先支持新法，摇身一变从旧党的干将变成了恢复新法的急先锋，所以赵煦提拔他代理户部尚书，让他抗在恢复新法的全国第一线。
这段时间，朝堂上纷纷攘攘，闹得不可开交，而刘过则在全身心的当他的太常少卿，协助太常卿处理宗族事务，今天某个王爷薨了，明天那个郡王娶媳妇了，后天又有那两个吃饱了没事干的赵氏宗亲互相看不顺眼吵架了，他都要去协调处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至于朝堂上的事情，他根本就顾不过来。
朝堂上的事情刘过顾不过来，但是千里之外的江宁的事情他却十分上心，戴梦儿不愧是商业奇才：华商钱行已经正式挂牌营业，其原始资金则除了“戴记”和刘过自己筹集到的资金外，还有江南各大富商的参与入股，而且随着入股人数的增多，华商钱行业务的扩展，其资本滚雪球般快速增长，已经将许多豪门富商囊括了进去。而且华商钱行除了低息给人放贷外，还开展有替人保管钱财的业务，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不但不要保管费，甚至华商钱行还会给你利息，这让那些钱多无处花的主儿都愿意把钱放在华商钱行里面，而不是留在家里占地方。
除了存钱房贷之外，华商钱行还支持异地取款业务，华商钱行在江宁、杭州、苏州等比较大的几个江南城市都开设有分行，只要你在华商钱行存的钱，无论你去任何分行取钱都行，当然，如果是异地取钱的话，必须得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华商钱行会在你存钱的到时候发给你一种叫做“钱票”的东西作为凭证。钱票这东西对大宋朝的人来说并不稀奇，不就是“交子”么，不过华商钱行的“交子”安全可靠，保值性还高，比市面上常见的交子要有保障的多。
有了异地取款功能，商人们发现异地经商的时候再也不用带大量笨拙的钱币或者容易损坏是绸缎了，只要谈妥生意后到当地的华商钱行分行拿着钱票取钱就行，最后人们又发现，华商钱行的人在客人取钱时只认钱票不认人，商人们也学乖了，自然谁拿钱票去取钱都一样，干嘛还要去取钱，用钱票交易也是一样的，。
为了方便客户支付，华商钱行的钱票制作成多种面额，供大中小不同交易额的用户使用，这就是华商钱行的钱票有了后世纸币的功能，在市面上可以很方便地流通。
更多的大商人，大户，看到华商钱行的潜力，愿意把钱投到华商钱行入股，赚取利润。要知道，所谓的大户，都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在官场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华商钱行把他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一来方便自己的发展，二来也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除了华商钱行外，在江宁的另一股力量也不容小觑，这就是柳含烟定期举办的“文化沙龙”。
起初，“文化沙龙”讨论仅仅限于诗词歌赋、音乐绘画等文化领域，因为其规格至高，入会要求之言，也使得众人对会上大家都谈论了些什么十分好奇，于是就有人专门将“文化沙龙”上众人的言行抄录下来，整理成册，出版发行。这种薄薄的册子很快就受到了文化界的欢迎，因为文人们不仅想要知道“文化沙龙”上的名人们有没有谈到自己的文章，也想知道他们赞扬的文章是什么样，了解文坛的潮流动向。
因为柳含烟的“文化沙龙”是每月朔、望各举行一次，举行的地点在秦淮河上的画舫之中，便有好事者将之称为“秦淮月会”，那种发行秦淮月会的册子叫做“秦淮月刊”，久而久之，《秦淮月刊》不仅发表秦淮月会上的谈话内容，也接受文人雅士自己的投稿，不过投稿要经过秦淮月会的讨论认为质量过关才行。
时至今日，秦淮月会已经成了江南文化界最高规格的论坛，而《秦淮月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甚至这东京城中，就有不少人是它的忠实读者。
任何东西发展到后来都会和他初始的时候有些不一样的，何况还在有人暗中引导的前提下，所以这秦淮月会除了谈风月，谈诗词文章、音乐绘画之外，也开始谈国政、谈民生，《秦淮月刊》偶尔也会发表一两篇政论性质的文章，这一期，便有一篇分析新旧法的文章，文章不仅分析了两种主张产生的背景，各自的优缺点，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法未必都好，旧法未必都坏，同理，新法未必都坏，旧法未必都好，主张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纠结于政策的制定者是新党还是旧党。
不过这种观点虽然当下有不少人赞同，但是并不是当下的主流，当下的主流还是新旧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