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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长的海岸线到元朗的村落有一段荒凉的区域，除了几个小渔村外，就只有偷渡者和边境巡警会在这一带出没。所以，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段。
在穿越这段无人区的途中，孙齐圣3次遇到边境巡警派出的夜间巡逻队，前两次他远远就看到了手电筒扫过空中而形成的光斑，于是轻易的躲过了；可第三次，孙齐圣避开巡逻队的前进方向后，却听到了狗的叫声，随着狗吠声，巡逻队向着孙齐圣的位置转了方向。
情况越是紧急，孙齐圣的反应越是快，心念电转间，他闭眼飞来一块牛肉狠狠的砸在地上，随即转身背着陶小霜就往来路跑。用上自己最快的脚程，他一口气跑到一块极大的锥形角岩的后面躲了起来。他刚躲好，巡逻队就赶到了他扔牛肉的位置，然后停留了一会，又反向继续巡逻。
孙齐圣等巡逻队彻底远去后，为在自己背上熟睡的陶小霜调整了姿势，然后继续前进。大约再步行了3公里，他终于看到了人烟。
……
等陶小霜巡完夜醒来时，孙齐圣正抱着她坐在一辆开往九龙的货车里。
“醒了？”陶小霜一睁眼，一直注意着她的动静的孙齐圣立刻就问道。一边问，他一边用手按了一下陶小霜稻草似的头顶，然后在她耳边小声道：“你的头发是我故意弄乱的，进市区前，都别整理头发。”
视线被遮住的陶小霜把手都伸到刘海前了，闻言愣了一下，又把手放了回去。才记起自己在哪的陶小霜一下子就没了睡意，她在孙齐圣的怀里坐直了，也不管一身的不适——她的头脸身上都沾满了湿漉漉的沙粒，赶紧打量两人现在在哪。
一看之下，她发现自己和大圣正坐在一辆大货车的后车厢里。车厢顶上有个破烂的棚子，秋风穿过棚子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眼，发出咻咻的声音，而占了车厢大半空间的那一笼笼的活鸡活鸭则凑趣般不停的发出唧唧嘎嘎的叫声。至于她和孙齐圣则背靠车厢尾部的挡板，直接坐在‘地上’，和6个渔民模样的男子一起为这些鸡鸭们挡风。
几眼打量完这些，昨晚才听海坤叔提过无人区危险的陶小霜就松了口气，她很轻声的问孙齐圣：“我身上和头发是怎么回事？”
“等着”，孙齐圣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转头和身旁的一个30来岁的渔民道：“阿发哥，我老婆醒了，你再说一次抵垒的事吧。”
说完他和陶小霜介绍道：“他叫王发，比我们早来这里10年，现在住在元朗的渔村里，和亲戚合着伙包船打渔为生。”
阿发好奇的看了眼孙齐圣怀里的陶小霜——这稀有的女偷渡者顶着一头乱蓬蓬稻草窝似的头发，从脸到脖子根上都糊一层黄褐色的沙粒，糊得连五官都看不清楚，还穿着一身晦气的黑衣服；看身条，人也瘦巴巴的。阿发忍不住就一咧嘴——这姓孙的小兄弟找的老婆也太寒碜了吧。就这邋遢样子还带来香港，这脑袋里八成是进水了。
身材瘦小的阿发一下子就不羡慕孙齐圣的八尺之躯了，怀着男人的一颗同情之心，他不厌其烦的把港英政府在1974年颁布的政策又说了一遍。
原来，从1974年的11月，香港就开始对内陆偷渡者实施类似大赦的政策。这政策叫做‘抵垒政策’——偷渡客只要能抵达市区，并接触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在香港居留并拿到户口。而如果偷渡客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所以，这里的抵垒就是指安全踩上垒（市区）的意思。
阿发口沫横飞的道：“按着现在的规定，过了九龙的界限街就是市区。”他有些得意的一揪鼻头，“我告诉你们，这车就是往九龙送鸡鸭的，等会你们下了车再走两条街就是界限街了。”
孙齐圣问道：“阿发哥，那没到市区之前，这里的警察会不会把我们拦下来呀。”
阿发仰着脖子笑了一声，直接道：“我不是和你说了吗——那些差佬才不会为难你们这些穷鬼呢！要茶钱水钱，你们有吗？”他斜了一眼陶小霜，“你这老婆仔……也安全，那些阿sir的眼皮子可挑着了，不会对她摸手摸脚的。”
陶小霜听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香港怎么听着和民国时的老上海一个样呀？不过想想曾经的英租界法租界，她又觉得自己大惊小怪了——帝国主义管理殖民地不就是那一套吗！
坐在阿发旁边的一个年轻些的渔民突然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道：“阿发，你又吓唬新来的！麦理浩总督会让廉政公署管好那些差佬的。”
说完，他又冲着陶小霜两人道：“你们别听阿发的，自从他在庙街那边打架，被那里的差佬抓住狠狠的教训过一次后，他就老在背后咒他们。要我说，下了车你们就只管往市区走，差佬们哪有空理睬你们。”
他又上下打量孙齐圣，“不过，你就要小心社团的人了，你这身板当红棍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倒是很有可能会软磨硬套地拉你入堂口。”
敢情除了**的警察，这里还有黑帮！陶小霜忍不住手扶额头，资本主义可真是了不起呀！
“……有意思。”一夜没睡，孙齐圣的眼瞳里却闪着兴奋的光，他的自言自语只有陶小霜听到了。好吧，陶小霜自我安慰的想——对两人来说，其实香港是这样的情况也不算糟，毕竟以大圣的性格在这样的环境里可能还更如鱼得水一些，而自己也有前世租界的记忆可以参考借鉴。
……
陶小霜醒来后，货车大概开了两个小时，前面的一个小时都是在田地村落间穿行，而后的一个小时里陶小霜和孙齐圣才终于见识了资本主义的繁华。一进城镇，人口就立刻密集起来，街道上无论男女老少穿着打扮都很时髦。男的有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穿着夹克衫阔脚牛仔裤的。还有些穿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带着黑色的圆形墨镜。
至于女的则花样百出，除了几乎人人都穿高跟鞋外，各式各样的长裙短裙，极贴身的牛仔裤和各种凸显女性曲线的衣服都有人穿——总之，颜色鲜艳的，贴胸贴屁股包腿的，所有这些对岸不让穿的香港人都穿。
而马路上，公交车都是两层的大型号，涂成红色显得很气派的出租汽车络绎不绝，各式的私人轿车也时有出现，陶小霜沿街看去，发现有不少新建的楼房，层高都在10层以上。
孙齐圣看着一辆擦着货车开远的轿车皱了下眉头，“这里开车和上海是反的，方向盘在右边……”他探身看了看左侧，“车也是靠左行驶。”而内陆则是方向盘在左，靠右行驶。
“为什么是反的？”孙齐圣这么一说，陶小霜再看街道就觉得有些别扭了。
“这是跟英国学的。”阿德发有些神秘兮兮的道：“这里好多的东西都是按着英国人的规矩办事。”
“比如说？”
年轻的渔民阿贵接话道：“比如买东西称重，这里是用磅不用斤的。”通过交谈，陶小霜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王贵，是阿发的堂弟。
阿发则道：“就是有些东西用斤两称，也不是10两1斤的那种，而是16两1斤，1斤重……”想不起来，他转头问阿贵，“1斤是多少克？”
读到中四才回家帮忙的阿贵是王家渔船上的账房先生，他想也没想就道：“604克。”
这里居然不用市斤记重，陶小霜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事和内陆不一样了，她想了想，和孙齐圣咬耳朵：“等会下了车，我们不止要买地图，还要买些报纸和刊物。”
孙齐圣扫了眼车上坐着的其他4个渔民，他们一直在用两人听不懂的本地话互相说话，阿发和阿贵说这4个人都听不懂普通话，“我们还得学一下……粤语。”孙齐圣想起阿发曾问他会不会粤语，所以这香港的本地话就叫粤语吧。
“粤？”陶小霜想了想，“广东的简称就是粤，那这粤语也就是广东话啦。”难怪听来和海坤叔的口音十分类似。
一旁的阿贵听了她这话，心里有些惊讶，接着他又想起前面孙齐圣发觉车辆驾驶位的变动的事，他不禁感觉这两人和别的偷渡者不一样，聪明很多，也镇定很多，不过想到两人都是上海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阿贵也知道上海是对岸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香港岛上也有不少49年以后跑来的老上海。
“……真想去上海看看”，阿贵自语道。
……
下了大货车，和阿发还有阿贵道别后，为防万一，陶小霜和孙齐圣赶紧穿过了界限街。抵垒后，他们才站在街边左右张望起来。然后他们看到3个阿发说的阿sir站在街对面抽烟，旁边有一个类似阿贵说的社团的人被拷在电线杆上。
陶小霜道：“看来还不算太糟。”警察还会抓坏人，那世道就乱不到哪里去。
孙齐圣则道：“去买地图吧。”
“好。”
沿街找了3个报摊，才找到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两人在那个报摊上买了一张大地图和3张小地图——按大区域来分，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组成，所以正好是一大三小四张地图。除此之外，他们又买了5份据说卖的很好的报纸，还在报摊老板的推荐下买了6本刊物，这些书报把孙齐圣放在裤兜里的钱都花光了。在上货车前，孙齐圣就拆开了一个他衣服上的一个内袋，把大概200港币放在了裤兜里。他和陶小霜搭车花了30块，其余170块则一口气全花在了报摊上。
“这位阿叔，我们想去香港岛的东区投亲，该怎么走？”陶小霜问道。
可以提早收摊的报摊老板一点也没有看不起这两个大陆仔的意思，很详细的说明了路线。
陶小霜两人按着他说的路线边走边问的到了红磡码头。在码头的一家饮食店吃了午饭后，他们又等了两个小时的班次——中途因为听不懂粤语，错过了一班或者两班。于是等坐船渡了海，在湾仔渡轮码头下船时，已经是晚上6点了。
11月上旬的晚上6点，天色自然是黑了大半，人生地不熟又浑身装满钱的两人可不敢摸黑赶路。于是一出了码头，两人就赶紧就近找了家不好不坏的旅店。
资本主义嘛，有钱就是爷或者是上帝，收了800港币，旅店的大堂经理什么怀疑都没了，笑着亲自带两个一身沙子的偷渡客去了最顶楼的房间。
进了据说最好也最贵的房间后，陶小霜看着最多40平米的房间叹了口气——这不大的房间居然一晚就要800港币！吃人呀！
“大圣，我突然感觉自己好穷。”她又叹了口气。
孙齐圣点点头，“我们是得想办法赚钱了！”
踩上香港的地皮还不到一天，他们就花了将近1200港币。按照这样的消耗，那15000港币和价值10000人民币的金条根本就不够两人落脚的，更别提去救思棋思画了！
作者有话要说： 打滚要花花O(∩_∩)O
为了方便大家看文，科普一下：
那个虽然有社团，但治安不错又很繁荣的香港是80年代的事了。76年的香港可是挺乱的，也不太有钱——内陆的开放才是香港腾飞的开始。
1971年，英国人麦理浩就任港督，香港开始“麦理浩时代”，也是很多香港人记忆中的“黄金十年”。
1974年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并颁布了一些保障工人健康，薪酬、福利的法律法规，还提高和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津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广建公屋解决市民居住问题——是的，这些1976年都没有或正在有。
所以，小霜和大圣去的时候正是香港混乱而落魄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