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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遗传大会”的第一天彩旗招展，晴空万里，组织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多方好评。
然而，杨锐是一点开心都欠奉。
他手里的PCR仪送的只剩下一台了，但他并没有收到什么有用的回复。
当然，一天时间太紧张了，没有收到确定的回复才是正常的，可作为当事人，杨锐又如何甘心。
“国际遗传大会”总共就三天时间，第一天没消息，第二天再要是没消息的话，等第三天，各种演讲和做报告的位置都填满了，再得到某位大佬的推荐也是闲的。
杨锐是希望在公众科学家面前阐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在某个大佬的支持下保护自己的成果。
他的论文内容翔实，前途光明，他用不着科学系大佬的保护，只要公开就是对他最大的保护。
可谁又能想到，公开论文也是一项困难的过程。
寄往《nature》的论文至今没有消息，杨锐既不能一稿多投，又不能通过普通媒体传播——他倒是想要通过普通媒体传播，很多科学家都是明星科学家，PCR原版的作者穆里斯就是如此，此君爱冲浪喜美人，从来都是以另类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可就80年代大美国的环境，另类科学家只可能是白人种的，连黑种人都不可能，更别说黄种人了。
大美国的公众，根本不在乎美国以外的地球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来说，地球中心要么是曼哈顿，要么是好莱坞，远东太远，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
大美国的媒体的眼光要长远的多，他们通常能看到欧洲，对大西洋的关注与对非洲的关注一样多，至于亚洲和大洋洲发生什么事，关他们鸟事！
如果说学术界还能以成果论英雄，美国的公众媒体的价值导向纯粹就是偏斜的，自然没有苏联偏的那么厉害，但也偏的够厉害的。
天底下或许有什么办法能让杨锐通过普通媒体传播自己的名字，但杨锐完全想不到那些方法。
而且，他也不知道普通媒体的传播是否有用。
眼瞅着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大厅内的垃圾，杨锐站在中间，一筹莫展。
张大勇教授是看着杨锐整天来来往往的推荐自己，想想都替杨锐心酸，此时主动过来，开玩笑的道：“舍不得走啊，再不走，就赶不上晚饭了，美国人的饭可贵了，一个汉堡，和咱们的肉夹馍差不多，就敢要好几美元，吃一个还吃不饱。”
杨锐没心情说笑，只道：“您胃口真好。”
“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谁的胃口能不好，我一顿吃一盆面，还排不到前面呢。”张大勇说着拉着杨锐的胳膊，道：“走走走，咱们先去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嘛。”
“不用安慰我，你们去吃饭好了。”
“你呢？”
“我……”杨锐迟了一下，道：“我想去周围的餐厅走走，看能不能再找到点什么机会。”
张大勇看着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杨锐，顿时心酸化为心疼，强拉着杨锐，道：“别去了，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晚上我帮你找找关系，我认识几个老朋友都在美国了，请他们出面引荐的话，比你在餐厅里瞎碰运气好多了。”
在餐厅里拦住一名学者就毛遂自荐，这确实等于瞎猫碰着死耗子，遇到脾气好的还行，遇到脾气不好的，学者损人是不用带脏字的。
杨锐犹豫着道：“不用这样，我只是想再试试而已。”
“还试什么，咱们在实验室里试的够多了，难道做一个报告也要试来试去？”张大勇挺停了一下，又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我的话，我是不会追求一定做一个报告的，不过，你还年轻，你想做一个报告，说点想说的东西，我也愿意支持，咱们先吃饭，吃完饭，我就打电话，好不好？”
“张教授，不必这样。”
“你不要和我客气了，这事我愿意，我想帮忙，你不要拦着我。”张大勇用六七十年代的风格语言，表述自己主动帮忙的意思。
杨锐心中有暖流潺潺涌过。
打电话找人帮忙，需要什么样的人情，杨锐不知道，但他知道，就以自己与张大勇的关系来说，萍水相逢，人家能托人帮他引荐，那是很大的付出了。
然而，杨锐想要的却不是几个月以后的引荐，到时候，《自然》是否刊登的结果都出来了，时间也耗费掉了，再出国一趟也很难……
不过，这确实是一次机会。
几个月以后的事谁都说不上，《自然》拒稿了，不见得《JMC》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论文，其实越要小心谨慎，因为审稿人很可能是一个死脑筋。
如果因为认为学者是知识丰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维开放的人，那就与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样可笑。
历史上的赛麦尔维斯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事例，这位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发现了产褥热与“毒素”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还没有细菌的概念，造成产妇死亡的产褥热病被赛麦尔维斯认为是接生的医生在解剖尸体时带来的毒素，虽然认识有偏差，但赛麦尔维斯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命令所有给产妇接生的医生必须洗手。
听起来可笑，但在19世纪的欧洲，在那个相当于中国道光年间的时代，医生们不仅不洗手，他们甚至不洗衣服，以至于白大褂的围裙上沾满了血迹和碎肉块。
血迹的来源广泛，碎肉块的来源往往是尸体，学医的实习医生每天早晨解剖尸体并上课，下课以后就去产科帮忙接生，期间并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赛麦尔维斯的洗手令下达以后，他所在的产科的产褥热的死亡率从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结果，在赛麦尔维斯发表了论文以后，却并未得到同行们的认可。
相反，赛麦尔维斯得到的是狂轰乱炸，自命神圣的医生们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带来的这种理由，而他的解释方法也与欧洲一贯的医学理论不一致，当年的欧洲病理学是一种中医式的理论，他们认为每个人的疾病都与每个人的独特体质有关，所以诊断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异体质来进行，将一种复杂的疾病解释成是毒素，在当年的欧洲医生们看来是轻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况，提出此点的还不是奥地利人。
最终，发表了革命性论文的匈牙利人赛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找不到工作，只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在一番理论大战之后，被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惨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杨锐倒是不担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谁又能保证这一个下一个期刊社的编辑和审稿人是思想开放，神志清晰的明白人呢？
“谢谢你，张教授。”杨锐决定接受张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来自再还好了。
尽管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险。
张教授的心情愉悦起来，笑道：“现在可以吃饭了？”
“吃饭。”杨锐笑着点头，放弃了去餐厅碰运气，或者说，自取其辱。
两人说着话，上了大巴车。
两辆大巴车拉着所有学者和管理人员，到某个偏僻的中餐馆坐定，就见川菜一并各种酒被端上了桌。
“茅台、伏特加和威士忌，谁想喝哪种就选哪种。我先说好，威士忌和伏特加都没有茅台贵哦。”负责招待的是当地领事馆的人员，两名很豪气的男人，用高脚杯装烈酒分给大家。
杨锐选了茅台，没怎么来得及品，就被碰杯了两次，干了下去。
尽管经常锻炼，身材强壮，四两白酒入肚，还是让杨锐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赶紧吃了两口米饭垫垫。
随着四两烈酒入腹，酒桌上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起来。
许多学者要经费要项目，都是陪着官员喝酒喝出来的。在一名科技处的处长就能卡住教授脖子的年代，底层和中层的学者少不了要请客喝酒。
就是杨锐读研的时代，学校里的教授都以此为立身之本，更别说是酒肉喧天的八十年代了。
杨锐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来者不拒的喝了两杯酒，渐渐顶不住了。
这时候，学者们也开始吹牛了。
这个说我的成果如何如何重要，那个说我在地方上怎么吃的开，另一位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放弃了机会……
说着说着，就有人拉着杨锐PCR技术品鉴了起来。
杨锐整日都在会议厅里疯狂的分发和介绍自己的研究，当然，这样做的人每年总有几个，但像是杨锐这样的中国年轻研究员，在中国团队中就很引人瞩目了。
因着杨锐的年轻，大家也不用在乎杨锐是否同意，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学者，当场找出杨锐分发过的资料，一边读一边评价。
“太简单！”左一的男人如是言。
“机会主义。”左二的男人看到的是PCR的特殊性。
“有点意思。”左三的男人看到的是结论，转头又以符合主流的话语道：“也就不过如此了。”
杨锐木着脑子听邻桌的人评价自己，也懒得辩驳，干脆喂自己两高脚杯酒，呼呼的睡去了。
其他人讨论也愈发快活了。
……